元曲對元代瓷器的影響

元曲對元代瓷器的影響
中國陶瓷是中國文化寶庫中的瑰寶，是最富民族特色的日用工藝品。它的出現可上朔至1萬多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末期，經多少輩工匠們世世代代不懈努力，在宋代將單色釉瓷器推上了頂峰。
元影青釉貼塑元曲“牆頭馬上”人物故事圖高腳杯
元以前陶瓷產地大多在北方，以生產單色釉器為主。當時文人士大夫崇尚單純，以青白為美，彩色為俗。五大名窯之中汝官哥定是單色，窯址均在今河南河北一帶。民窯中的翹楚耀州，龍泉亦是單色。耀州窯在今陝西，只有龍泉窯在南方。到了元代，中國陶瓷發展出現了新的變化，陶瓷生產重心南移，確立了以景德鎮為中心的生產格局。（目前有的專家還提出了元代中國陶瓷生產有兩個中心，即江西景德鎮和浙江龍泉的新觀點）。
隨着生產技術的不斷完善，出現了釉下彩瓷。其中釉下彩繪青花瓷與釉里紅所採用的裝飾技法與中國傳統的書畫藝術一脈相承，使得文人士大夫們的審美觀點得以改變，開始接受這種新的瓷品並加以推崇。元代社會是一個開放性的社會，中外交通，海外貿易非常發達。元朝的統治者們一方面要過荒淫無度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要應付龐大的軍費開支，對內鎮壓人民的反抗鬥爭，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因此迫切地需要大量的金錢。他們大力發展各種手工業，特彆強化官府對瓷業生產的控制，集中了大量的工匠、財力物力及原材料，不斷擴大陶瓷的生產，供出口以換取巨額的經費。正是在官府如此大力的支持及文人士大夫的推崇下，瓷器繪畫裝飾成為主流。這一方面給制瓷工匠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使他們可以盡情發揮其創造力和想象力，另一方面也迫使他們去尋求儘可能多的題材來豐富自己的產品裝飾，以適應急劇增長的生產需求。
對於中國的文人來說，元代社會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時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後，實行了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漢民族文化也遭到了空前的壓制。這種壓制集中表現在對知識分子的排擠上。元於1234年滅金，1279年滅南宋，直到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北方八十年，南方近四十年無科舉，斷塞了文士“一舉成名天下聞”的發跡之途。若想當官出人頭地，只能經由吏入仕之途。據《元史.選舉志》載：“江北提控案牘，皆自府州司縣轉充。路吏請俸九十月方得吏目。一考升都目，都目一考升提控案牘。兩考正九品，通理二百一十月入流”。二百一十個月是十七年半，才能入流當上一個相當於目前村幹部之類的的小官，這樣一條道路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無疑是太過漫長了。入仕既無門，經濟又無能，勞作且無力，造成文人的社會地位十分低下，以至於“小夫賤隸，亦以儒為嗤詆”《青陽先生文集。貢泰父文集序》，.無怪乎元代文人心情灰暗之極。馬致遠詞：“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就是這種頹唐心境的絕佳寫照。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許多不甘寂寞的知識分子選擇了另外一條既能渲泄其知識情感，又能養家糊口的生活道路，那就是溶入民間，用原來僅服務於高雅文化的生花妙筆創作出大量的“俗文化”作品。元曲就是這一特定歷史背景之下的產物。這種文藝形式無拘無束：天上地下，神仙鬼怪，古人今人，帝皇將相，市井小人均能入戲。其題材之豐富，情節之跳脫，內容之廣博都正好為陶瓷工匠們的裝飾藝術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豐富題材。
從傳世的元代瓷器來看，我們可以在北方的磁州窯，南方的龍泉窯，吉州窯，景德鎮的青白瓷，特別是出口青花瓷器中找到元曲人物故事題材的畫面。這說明當時此種裝飾題材應用非常廣泛。其中著名的也廣為人們所熟悉的作品當屬現藏於南京博物院的元青花人物梅瓶.該瓶取材於金仁傑《蕭何月夜追韓信》。此外，現藏於日本出光美術館的元青花人物故事大罐取材於馬致遠《破幽夢孤雁漢宮秋》、現藏於美國波士頓博物館元青花人物大罐取材於王實甫的《崔鶯鶯待月西廂記》、另一大罐取材於無名氏《逞風流王煥百花亭》。
其實還有一件現藏於美國波士頓博物館的元青花人物故事圖大罐也應歸入此類。該罐上畫唐王李世民騎馬在前，尉遲恭托單鋼鞭在後，一小校手持王旗隨行。此罐歷來被稱為“尉遲恭救主”人物故事圖。其實該典亦是出自元曲，此乃關漢卿所作《尉遲恭單鞭奪槊》。該畫面出自第三折：李世民為單雄信所追，尉遲恭趕來單鞭迎戰單雄信，於馬上奪得長槊，驅走敵將而救回唐王。畫面上唐王回頭相望，面露讚許，尉遲恭微微前傾，右手托鞭， 左手攤開，一臉得色，似乎正在說道：“若不是我尉遲恭來的早呵，險些兒落在他轂中。被某一鞭打的那廝吐血而走，被我奪了那廝的棗木槊也”。整個畫面清晰流暢，人物刻劃生動傳神，令人讚歎不己。
現藏於江西豐城博物館的一件元青白釉透雕人物枕，器型仿戲台彩棚，四面分雕《白蛇傳》中的“借傘”、“還傘”、“水漫金山”和“拜塔救母”四個場景。該枕為我們提供了兩條非常重要的歷史證據：一是元代戲劇的演出方式，二是《白蛇傳》的成型年代。《白蛇傳》不見載於全元曲，一般相信其成書於明，見明馮夢龍《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回“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云：“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若〈紅蓮〉、〈柳翠〉、〈濟顛〉、〈雷峰塔〉、〈雙魚扇墜〉、皆杭州異事，或近世所擬作者也”。這裡也僅說當時有民間藝人以古今小說平話形式來唱《雷峰塔》，但此枕上的雕塑卻已明白無誤的證明至少在元晚期“白蛇傳”戲曲已經成型並廣為傳唱。

我們現今看到的元曲故事題材的瓷器通常均為大器，如《蕭何月夜追韓信》梅瓶（高44.1公分）、《破幽夢孤雁漢宮秋》大罐（高28.4公分）、 元青白釉透雕人物枕（面長22公分），這大概是因為大器能提供更多的空間以便工匠們發揮。但筆者近來發現了一件罕見的青白釉貼印人物故事圖高腳杯，經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國家館藏一級文物評定四人小組成員、中國古陶瓷鑒定專家趙自強先生鑒證，確認為典型的元代江西景德鎮產影青瓷(見附圖)。該杯胎體輕薄通透，釉面溫潤如玉。杯體與高足採用胎接，足部露胎處可見因胎土淘煉不甚精細而胎中含有黑色的鐵點。器體通高7.5公分，口徑9公分，杯身部分僅高3.7公分。在不足兩寸見方的杯體上，元代的工匠們用純熟犀利而又細緻入微的刀法雕出一堵高牆，牆頭立一高髻女子，背後是茂盛的梅樹，牆下一青年仕人騎於馬上，回頭相望，後面還跟着個挑着擔子的僕人，路邊立有一株婆娑的柳樹，樹旁生長着幽香的蘭花。此畫面出自白樸著名元曲《裴少俊牆頭馬上》第一折：國族少女李千金游春於後花園，望見工部尚書之子裴少俊攜仆張千外出公幹，兩人一見鍾情。裴郎手書一詩示李曰：“只疑身在武陵游，流水桃花隔岸羞。咫尺劉郎腸已斷，為誰含笑倚牆頭？”。李千金亦手書一詩回贈曰：“深閨拘束暫閒遊，手拈青梅半掩羞。莫負後園今夜約，月移初上柳梢頭”。 　正是：“偶然間兩相窺望， 引逗的春心狂盪。今夜裡早赴佳期，成就了牆頭馬上”。整個畫面乾淨利落，不缺一主體題材，又無一多餘之物，顯示出工匠們高超的雕刻技巧及非凡的藝術表現力。
值得古陶瓷研究人員探討的問題是：既然當時元曲人物故事題材被廣泛採用，為何流傳至今的此類器物卻少的可憐？據有的專家統計，人物故事題材的元青花瓷器全世界僅有十件。尤其令人費解的是終明一朝我們還未找到一件此類器物，這又是為什麼呢？也許如下兩方面的研究能給我們提供一點線索：一是繪瓷工藝技術；畫瓷與雕瓷與一般的繪畫雕刻完全不同，既無稿可循又無法更改，需要很高的藝術造詣與功力，非一般工匠能為之，這就決定了這類題材的瓷器產量不會很高，只有為數不多大師級的工匠才敢一試。二是元末明初的社會環境。元曲雜劇的發展創作在元晚期達到頂峰，其中有許多是借用歷史題材或傳說故事巧妙地表達對統治者的反抗，激勵起人民群眾的鬥爭精神。這種情況被統治者所察覺，因此元代晚期官府曾禁止各式元雜劇的演出，而到明代早期更是禁絕了歷史劇。據明顧起元《客座贅語》一書所載，當時凡有褻瀆帝王聖賢的詞曲，駕頭雜劇等一律禁止收藏、傳誦、印賣。書籍器物統統銷毀，違者全家處斬。在如此嚴酷的禁令之下，以元曲雜劇人物故事為妝飾的瓷器恐怕也是在劫難逃了。 
在中國陶瓷演變發展的道路上，元代瓷器無疑是一新的里程碑。正是在這個時代中，中國的工匠們成功地創燒出青花瓷、釉里紅瓷、卵白釉瓷、高溫銅紅釉瓷、低溫孔雀綠釉瓷等等大批新瓷品。瓷器的裝飾方式也由宋以前的單色釉或刻、劃簡單的紋飾向刻劃、模印、雕塑、繪畫以及多種組合紋樣等等全面發展。中國瓷器隨着一批批外貿船隊走向四方，把中國文化的精髓傳播給全世界。在這一波大潮之中，元曲人物故事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直到今天，每當我們看到這些精美的瓷器而為先人們精湛的技藝而感動的時候，我們可不應忘記這裡面還有元代文人們的一份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