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時期和雍正時期瓷器哪個好

康熙時期和雍正時期瓷器哪個好清朝康、雍、乾三代是中國陶瓷發展的鼎盛期，集歷代古瓷工藝之大成，而三代中又以雍正朝為頂峰，到了乾隆朝初期則略有下降的趨勢，那原因何在呢？我們先從被譽為“瓷中皇后”的畫琺琅瓷中，探尋其內在的根源。有人說，這與雍正帝對官窯瓷燒制的親力親為有關，這隻說到了很小的一部分，因為乾隆爺對官窯器燒造的重視程度也是事必躬親的。我們從清宮檔案不難找到此類記載：乾隆六年四月十二日唐英被責問“燒造上色之瓷器甚糙，釉水不好，瓷器內亦有破的，著怡親王寄自唐英。”足見乾隆帝對御窯瓷的燒造過問亦十分細緻，連上色和釉水都點到了。那為什麼燒制出來的作品仍不及雍正時？以琺琅彩為例，雍正時畫琺琅的畫師都是當時風靡畫壇的一流高手，如戴恆、唐岱、賀金坤、湯振基、鄒文玉等，因此使繪在瓷胎上的畫達到了蝶有絨毛，花含露珠之精絕。而乾隆時，這些高手竟移作他用，倒不是將這些宮廷畫師貶謫了，而是將他們紛紛提升，以致“乾隆元年四月十四日，催總默參峨為畫琺琅人不足用，另欲將畫琺琅畫人張維奇情商進內當差，照例行取錢糧，每月工含銀五兩，二八月衣服銀十八兩，回明內大臣海望，監察御史沈瑜，員外郎三音保准行。欽此。”乾隆元年不但畫琺琅缺人，在燒琺琅方面也換了新人：“乾隆元年三月十七日，首領吳書來說，乾清宮蘇培盛、交小太監何德祿、王成祥、楊如福、魏青奇四名，傳旨，着給琺琅作，與燒琺琅。欽此。”可見竟然將這些小太監也用上了，其燒制質量自然不能與雍正時同日而語。

乾隆下這樣的御旨，是提升原班畫琺琅畫師後，突然發現畫琺琅人缺了，故立即下旨着內務府招新人補充，在他看來彷彿畫琺琅器不必非要全國一流的宮廷畫師，只要有相當高超的水平即可。而事實上，如此一調換，直接造成瓷胎畫琺琅器的水平下降。我們可以從瓶碗上看出，雍、乾之間琺琅器上繪畫水平的高低差異。比如同樣畫奇石，雍正的宮廷畫師運用國畫的皴法和細筆勾勒，精細地表現出奇石的立體效果，而乾隆時的畫師，只是將筆由山頂整片深抹下來，甚至用石青色簡單地分出些濃淡而已。就是在詩詞的鈐印上，乾隆時也不及雍正時講究，多用紅彩代替了紅料。一對比，立分高下。另外，一個更為直接的原因：雍正時，琺琅彩瓷是先由景德鎮燒好素胎後運京中，交由造辦處，等宮廷畫師繪成後，送如意宮，怡親王府和頤和園小窯燒制而成。加之雍正帝親自參與，任何人不敢草率為之。到了乾隆時，宮中琺琅彩瓷移交景德鎮燒制完成。清宮檔案中有記載“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太監高玉交瓷器一百七十四件，傳旨交與燒造瓷器處唐英……再五彩琺琅瓷五寸瓷碟一件，五彩琺琅暗八仙瓷碗一件收小些也燒造。”

彈劾追責之下

乾隆御瓷又有驚世之作

移交景德鎮，交唐英督燒，照例質量也不會下降多少。唐英藝術素養非常高，既是個繪畫能手，又是制瓷高人，有學者說他是因為由員升為官後志得意滿，業務上鬆懈所致，此觀點值得商榷。因唐英在乾隆七年曾上書要朝廷免去其“九江關務”一職，希望自己專職督燒御窯，足見他並非將官職看得很重，驕怠一說經不起推敲！他一再遭到乾隆的查問，如前面所述的色和釉的問責外，同月又被更嚴厲的追查，“唐英欽奉硃批，不但去年，數年以來，所燒造者遠遜雍正年間所燒造，且汝從未奏銷。旨到可將雍正十一、十二、十三年等，所費幾何？所得幾何？乾隆元年至五年所費幾何，所得幾何？——查明造冊奏閱備查，仍繕清單奏聞。”

用詞之嚴厲快到彈劾追責的程度了。其實唐英哪敢懈怠？他做事歷來謹小慎微，克勤克儉，這主要是由於御窯廠協造一職屢屢更換之故，而更為主要的原因，此時唐英主抓稅務，陶務竟然為次了，一年只去景德鎮兩次。自己不能自始至終親歷其間，質量上出現問題是很正常的。唐英再有能耐，靠遙向指揮必然不如心意。加之具體掌管燒造的人，即工廠的廠長一職，無固定人員，運作自然鬆懈，產品質量必定無法保證。皇帝的追責，唐英何敢申辯，只好強吞苦澀，直到乾隆六年十二月，一個名為老格的督窯員繼承協造一職後，情況才有了改觀。所以，乾隆八年之前的御瓷無論從形制或紋飾基本都參照雍正時的產品，少有創新之作，直到從乾隆八年至乾隆二十年唐英退休，在老格和另一幫手六十三的共同努力下，又創造出了很多驚世之作！將景德鎮的官窯又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被《飲流者說瓷》中提到的落“古月軒”款的琺琅彩瓷應該是乾隆八年後唐英、老格、六十三合力研燒的精品，不輸給雍正時的瓷胎畫琺琅器。

以上是乾隆早期御窯質量不及雍正朝的種種原因所在。至於現在坊間流傳的一些落有“乾隆年製”和“雍正年製”底款的琺琅彩瓷大多是民國時期所仿，上世紀五十年代為出口創匯也仿了一些，近十幾年景德鎮新仿的更多，但仿品和雍乾時的真品比，除了琺琅料的質的區別外，主要是畫工遠遠到不了雍正時的水平，具體就不在此文中贅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