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古董值得收藏——徐政夫告訴你

什麼樣的古董值得收藏——徐政夫告訴你出現在上海BA藝術中心《集物一覽：古今對話》展覽上的徐政夫頭髮花白，身穿一件翠綠色襯衫，向《第一財經日報》講述他對藝術品收藏的看法。這位台灣知名古董商今年71歲了，但當他把話匣子打開，那種開放的心態、敏銳的思緒與謙和的態度迅速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
這種表達方式，可能與他早年的職業有關，又在之後成為他作為古董商的重要依傍。徐政夫曾在大學教授心理學與攝影。教師的職業習慣影響着他，這種樂於分享的性格，令他成為台灣重要收藏團體清玩雅集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溝通兩岸收藏家交流的重要人物。
長久以來，徐政夫在對岸遙望大陸藝術品市場的發展。從藝術品拍賣業破殼而出，直至今天私人美術館林立，變遷中的一幕幕，常令他思緒萬千。藝術品的價格遠不是變化唯一的結果，但確是一個不錯的標誌。2014年，劉益謙以2.78億元人民幣在香港佳士得購得永樂唐卡。而這件唐卡在1977年時的價格約為7500英鎊。“我估算了一下，價格上漲了約4200倍。”
“很多早期介入市場的人可能會為當時的錯過而遺憾，但我覺得，這樣的進步是無法預料的，也是無法人為操控的。一個國家經濟強了，藝術品的買氣一定會高漲起來。”徐政夫說。他也觀察到收藏觀念的變化。“大陸收藏風氣也一直在變，之前，大家都願意藏之名山。現在，好像越來越多的人將分享視為一種責任。”
“過動兒”的第一筆收藏
徐政夫笑言自己是“過動兒”一枚：“一有空閑就愛到處去玩。”大約1967年前後，大陸沒有收藏風氣，台灣也還未走出“克難”時期，20歲出頭的徐政夫尚在讀大學。那時候，他常常溜出校園，漫山遍野地遊歷、尋訪。台灣少數民族大都居住於高山、丘陵地帶，他們的木雕、佛像、陶燒、建築構件讓徐政夫深深着迷。他會出錢向當地人買下這些日用品或古董。“當時並沒有覺得這些東西會很值錢，也壓根沒有收藏的概念。”
直至大學畢業成為一名教師，他對收藏台灣本土文物的興趣依舊沒有消散。彼時，大陸與台灣在交流上處於相對隔絕的狀態，鄉土文學流行，地區文化、社區文化受到推崇。在徐政夫看來，當時的一系列文藝作品如《蘭花草》、《外婆的澎湖灣》、《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都是這種文化思潮的標誌。受此影響，徐政夫也來到金門、澎湖等地收集帶有閩南文化特色的工藝品。在徐政夫看來，整個1970年代，台灣地區喜歡大陸古董和書畫的群體雖然存在，但數量還很少。
真正的轉折是1980年代中期。那時候，台灣經濟迎來騰飛，蔣經國逐漸開放台灣到大陸的探親。“當時的台灣教育重視對中華文化的認知，很多人在書本上學到了中國歷史與藝術，但很多東西沒有親眼見過。”兩岸的逐步開放對一批愛好收藏的實業家而言似是打開一個潘多拉魔盒，他們開始躍躍欲試地進入這片領域。“他們逐漸進入大陸，看到中國文物的多姿多彩，併到當時的中國文物集散地香港去購買大量的文物。”徐政夫說。
也是在這個節點上，徐政夫離開了學校，在富商蔡辰洋邀請下出任寒舍總經理，這便是後來全台灣最大的文物商店。在新的工作中，徐政夫把自己定義為一名“溝通者”，自1987年後，他每年都會帶着台灣藏家到大陸參觀考察，也會邀請大陸的文博專家到台灣與收藏家交流。
“我希望台灣藏家不要像我一樣，一步步過來，其實走了不少彎路。我希望他們一開始收藏就是有體系的，就知道，什麼樣的東西是真正值得收藏的。”他這樣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如果說一些台灣藏家收藏中犯的錯誤比較少的話，我覺得我是出了一份力的。”
清中期 雞翅木雕夔龍紋頂箱櫃(四件櫃) 徐政夫收藏
清玩雅集的建立
1970年代，徐政夫就開始在世界各地收羅藝術品。他發現，有時候，在拍場上爭搶十分兇猛的兩個人背後的老闆竟然是好朋友。這樣的情況時有發生，也讓一些藏家之間發生些不快。一次偶然機會，他與曾任香港知名收藏團體“敏求精舍”主席徐展堂結識。敏求精舍的制度與經驗讓徐政夫很受啟發。之後，在一次拍賣會結束後，徐政夫與蔡一鳴等幾位藏家一起同機回台北，成立一個台灣的收藏團體成為他們那次交流的主要話題。
1992年，國泰集團掌門人蔡辰洋、台灣“中華文物學會”名譽理事蔡一鳴、台灣馥記建設董事長陳啟斌與徐政夫一起創立了“清玩雅集”。之後的很多年中，在華人收藏界，這個收藏團體一直舉足輕重。
對“清玩雅集”，泰康人壽董事長、嘉德拍賣創始人陳東升曾寫道：“我很敬重清玩雅集，他們的藏家都是台灣頂級大老闆，真正有品位。他們每兩個月聚一次，大家吃一頓飯交流一些心得，20年下來有五十多位成員。”陳東升還提到：“清玩雅集”的幾任會長陳啟斌、曹興誠、駱錦明、許作鈿、陳永泰以及徐政夫對他的幫助很大。
與敏求精舍一樣，清玩雅集是一個閉門式的組織，每年只有兩名會員被批准入會，同時，必須經過五分之四的會員同意。“我們的規定是：大家可以一起吃飯、聚會，在收藏上交流經驗，但不允許內部買賣。而且古董商不得入會。”徐政夫說。因為清玩雅集聚集了一批台灣頗具實力的收藏家，這引起了拍賣行的重視。一些拍賣行會留出一段時間專門向清玩雅集的會員開放，讓他們在相對封閉的空間中鑒賞拍品。徐政夫也常常邀請大陸文物專家如馮先銘、耿寶昌等人赴台與藏家交流。清玩雅集的成員共同籌辦展覽、出版書籍。

18~19世紀 蓮花生大師 唐卡  徐政夫收藏
“希望內地有更多好的古董店”
1992年，陳東升將一封有關“組建拍賣公司意向”的信交給了文化部。當時，文博界與文物商店中有強烈的反對聲音。阻力與風險集中到了審批的關鍵領導、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張德勤身上。
“當時，我給張德勤的建議就是去西方看看。”徐政夫回憶道，“西方做了200多年的事情，沒理由在中國就會出亂子。將藝術品放在檯面上公開買賣，反而是更為公平的方式。”當時，徐政夫同張德勤、耿寶昌、馮先銘等官員和專家一起去英國考察了蘇富比的運作方式。
嘉德成立之後，徐政夫將一份記錄大量台灣客戶的名單給了嘉德，這樣的做法，對於一名古董商而言是頗不容易的。如今，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採訪時，他這樣回應：“藝術品市場其實沒什麼神秘的。如果一個人辦過展覽，他就會希望來看展的人能夠相互認識，他會覺得自己有這樣的責任。”
“什麼樣的藝術品是值得買的?”多年來，徐政夫由對這個問題的解釋開始，將很多藏家引入收藏圈，他也一直試圖向公眾說清這個問題。在接受採訪時，他打了這樣一個比方。“買LV還是要到專賣店買，路邊攤買的怎麼可能是對的?”在他眼中，收藏家最重要的是“品位”和“視野”，至於鑒定，這是拍賣行和古董店應該做的事情。有信譽的拍賣行和古董商應該是收藏家的首選。
中國拍賣行迅速發展的20多年中，古董店卻逐漸走向沒落。然而，古董店與拍賣行，雖然都是購買藝術品的渠道，但在更細微的功能上是無法相互替代的。“國外的一些古董店與一個家族合作可能長達幾十年，他們會給藏家提供貼身的服務，藏家也能從古董商那裡學到很多知識。有些藏家甚至從不去拍賣行，將一切都交給古董商打理。但在中國，真正有信譽、有實力的古董店依然太少了。”